騙子的歷史 第一章:總論騙子 騙術與騙文化

騙子的歷史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張艷國 任放 劉保昌

第一章:總論騙子 騙術與騙文化
第二章:傳統騙術
第三章:近代騙術
第四章:騙子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
第五章:騙子的危害
第六章:傳統社會主流文化與騙子文化




第一章:總論騙子 騙術與騙文化

在西方學術界，不少學者習慣於將中國文化歸結為「做人的文化」、「做人的學問」。如果以孔孟儒家觀之，亦無不可。在以孔孟儒家為主導的中國文化中，關於禮、義、廉、恥、信、愛、孝、誠、寬、勇、敏、智、剛、毅、訥、仁等等做人的範疇有不少界定和論述，確實在安生立命、個人與家庭、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等等方面有豐富而精闢的論述。一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流傳千古，並成為古代社會士人的人生模式，就足見儒家文化的魅力與透射力。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激勵個人與社會同構、同步發展的正文化，其文化的主體精神是向上向前的。


當然，有正就有反，有正就有負，有正就有邪，這是社會歷史進程中的辯證法。同正文化相對的就是負文化。在中國傳統社會，負文化有多種構成，騙文化即是其中一種。騙子是騙文化的生命個人和實踐主體，騙術是騙文化的表現方式，主要通過騙子及其群體的活動予以表現。騙文化同誠文化相對應，其主體精神通過騙術謀取利益，甚至是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獲得不正當的利益。謀利與行騙，就是騙子的動機與實踐。在騙文化中，逐利是其文化內核，騙子雖經世代變遷而表現為不同的臉譜，但是，它無論經歷多少次正文化的打擊，其文化內核都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沒有逐利的文化心理和動機，就不會出現騙子這一社會角色，也不會產生古往今來面目可憎的騙子群體，更不會氤氳化生千奇百怪手法殘忍的騙術，當然也就談不上世代傳承的被奉為經典的騙經了。

騙文化是作為社會主流文化的正文化的對立物出現的，因而它對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的作用從總體上講，是反方向的，即阻礙的、反動的作用。人們認識它，研究它，分析它，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消滅它，使社會進程更快，使文化發展更好。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認為，人類文化向前推進，首先需要世代積累，其次需要發展。在世代積累中，既有正文化的積累，又有負文化的傳承；在文化發展中，離不開正文化同負文化作堅決的鬥爭，兩種文化的鬥爭，也是人類文化被推向前進的重大體現。因此，在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中，一定要善於同騙文化等負文化作鬥爭，促進正文化的繁榮發展。

從漢語語言文字的歷史看，「騙」只是一個後起的字。至少在東漢以前，沒有「騙」字。而是使用「詐」、「欺」、「誑」等字詞。

在西漢學者編輯的儒家經典《論語》中，沒有使用「騙」字；在東漢學者許慎編撰的漢字經典《說文解字》中，也找不到「騙」字。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古代社會的早些時候不存在「騙」這種社會行為。在當時，人們使用另外的同義詞或近義詞。

詐。《說文解字》釋云：「詐，欺也。」今本《古漢語常用字典》特別提醒道：「古代凡欺騙的意義都用詐，不用『騙』。」（《古漢語常用字典》第316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

在古代典籍中，「詐」詞用得比較普遍。如《左傳·宣公十五年》：「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荀子·三制》：「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


《戰國策·秦策一》：「大王以詐破之。」


欺。《說文解字》釋云：「欺，詐欺也。」可見詐同欺是近義詞，欺即是詐，詐即是欺。在古代典籍中，「欺」詞用得比較廣泛。《韓非子·孤憤》：「蘇秦欺寡人。」宋代出現的成語「欺世盜名」，語義起自戰國時期。《荀子·不苟》：「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將以盜名於暗世者也險莫大焉。」北宋蘇洵在《辯奸論》一文中，說：「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語言，因有以欺世而盜名者。」《宋史·鄭丙傳》、《宋史·魏了翁傳》，都運用了「欺世盜名」的成語。

此外，與「騙」的近義詞還有「誘」(誘騙)、「誑」(誆)(誑騙)、「偽」(偽詐)，等等。總之，詐、欺、騙在古漢語語言文字中，它們的字意、詞義是相近的或相等的。這樣，從古到今，圍繞著「騙」的意義出現了一批近義詞或同義詞，如：欺詐，詐騙，欺騙，誑騙，誆騙，等等。


騙，就是做假，圍繞著作假達到謀取利益的目的。騙之所以能夠在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思維中佔據一定的空間，因為它同人類的智慧常常十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性，體現為真與假矛盾的辯證性與統一性。成書於明清之際的《三十六計》就可以說明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說，三十六計的主要內容可以用一計概括——騙計。在三十六種計策中，騙計以各種形式和內容表現為19計。（參見陳弓編：《三十六計》(秘本兵法)，武漢出版社，1994年）(騙術研究案例 )

瞞天過海計。主要是著眼於人們在觀察和處理事物中，由於對某些事情見慣不疑而常常產生疏漏和鬆懈的思想與行為，因此能夠乘虛而入，示假隱真，把握時機，出奇制勝。

借刀殺人計。主要是通過製造假象，挑撥矛盾，利用矛盾，達到瓦解敵人的目的。

聲東擊西計。就是在攻敵中忽東忽西，即打即離，製造假象，誘騙敵人作出錯誤的判斷，然後趁機取勝。

無中生有計。無，指的是虛，是假；有，指的是真，是實。此計是在真假中做文章，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忽真忽假，忽偽忽真，通過真假互變，誘使敵人判斷失誤，並造成行動失誤。

暗度陳倉計。製造正面進攻的假象，誘敵將主要力量集中在假象上，而悄悄派兵迂迴到敵後，乘虛而入，致敵於死地。

笑裡藏刀計。主要是通過偽裝手段，欺騙麻痺對方，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與行動，等待時機成熟，寶劍出鞘，制人於死。

李代桃僵計。這是以李代桃的調包計。一曲《趙氏孤兒》，感人肺腑，人們無不為其中的調包計所折服。

調虎離山計。主要是誘騙敵人離開有利的地點與條件，伺機集中優勢兵力聚而殲之。

欲擒故縱計。縱，是假縱；擒是目的，是行動的真實意圖。通過假動作誘使敵人失敗。這正如兵法所說：「所謂縱者，非放之也，隨之，而稍鬆之耳。」

拋磚引玉計。磚，是小利，是引誘敵人上當的誘餌；玉，是大利，是真實的意圖。此計是指用相類似的事物去迷惑、誘騙敵人，使之懵懂上當，中我圈套，然後擊敗敵人。

金蟬脫殼計。是指通過偽裝擺脫敵人，撤退或者轉移，以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的謀略。穩住對手，調整自己的戰略戰術，保持已有的形式，改變內容，使自己脫離險境，變被動為主動。

假道伐虢計。兵法說：「假地用兵之舉，非巧言可誑(騙)，必其勢不受一方之脅從，則將受雙方之夾擊，如此境況之計，敵必迫之以威，我則誑之以不害，利其倖存之心，速得全勢。彼將不能字陣，故不戰而滅之矣。」主要是製造虛利誘人上當，趁機奪取別人的利益。

偷梁換柱計。指用偷換的辦法，暗中改換事物的本質和內容，以達到矇混欺騙的目的。

假疾不癲計。此計的要害在一個「假」字上，善於偽裝，韜光養晦，蓄勢待發，伺機而舉。正如兵法所謂：「假作不知而實知，假作不為而實不可為，或將有所為」。

上屋抽梯計。是指以小利誘騙敵人上鉤，然後截去其退路或援兵，最後將敵人一舉圍殲。

樹上開花計。是指當自己的力量比較小時，卻可以借助友軍的勢力或某種因素製造假象，使自己的陣營顯得很強大。樹上開花，是說樹上根本沒有開花，但可以用偽裝，如用彩綢剪成花朵粘在樹上，做得和真花一樣，不仔細去看，真假難辨。

空城計。是指暴露弱點，偽詐強大，使敵人不敢貿然深入。正所謂「虛者虛之」，「疑中生疑」，讓敵人懷疑形勢險詐，猶豫不前，貽誤戰機。

反間計。是指因勢利導，借助敵人的間謀，陷藏真情，使之傳送假情報，誘騙敵人上當吃虧。唐代詩人杜牧對反間計別有一番體察，說得入木三分：「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賄誘之，反為我用；或佯為不覺，示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為我用也。」

苦肉計。是指借助人們相信常識的心理，誘騙敵人上當。一般來說，人們都不會自願地傷害自己，如果說被別人傷害，那一定是真的。如果自己以假當真，敵人一定不會生疑，從而中計。

上述「騙計」當然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的思維方式，從矛盾律中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從文化學的角度看，人們將真、假矛盾體演繹得如此精彩，是社會發展與人的智慧成熟的結果。

如果從歷史學和文化學的角度探討騙的含義，那麼，它可以以名詞、動詞、形容詞的面貌出現；騙，虛假，相對於真實而存在，並以真實為依存。如果沒有一個真實的東西為參照，就無所謂虛假了。作為動詞，騙，做假，作偽，相對於求真而存在，並以求真為目的。做假正是為了接近真實，獲得真實。作為形容詞，騙，體現了追求真實的激烈程度，物極必反，超過其度，達到了假的地步。


單單討論字義、詞義，騙，只是一個中性詞，只是一種文化的個體，它本身沒有正反之質別。騙，如果服從或服務於崇高的事業或社會正義，那麼，它即是一種善；反之，它如果同陰謀、卑鄙、骯髒等等字眼結伴而行，那麼，它就是一種罪惡了。



騙術：適用於道德判斷

騙術究竟起源於何時?恐怕無法確證。這大約只能適用於人們從學理上予以認識。

騙術是人們社會實踐的產物。有了人與人的交往，就會有騙術產生。先秦典籍關於一些經典性騙例的記載，就足以證明騙術是一個十分古老的話題。


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老少咸知的關於諷刺好逸惡勞的例子，證實人們早先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存在騙術與騙行。某戶人家的男子原靠自己的勞動養家口，而又愛虛榮，在家裡謊稱自己在衙門裡當差。其實，他每天的「工作」是到墳地裡轉悠，除了混飽自己的肚子外，還收拾若干祭品回家，作為生計，聲稱這是自己每天的「薪俸」。這個騙局一直支撐了一段時間，最後才被捅破。這個十分噁心的典故，講述的是以假當真的謊騙術。由此可見，人們既要偷懶，又要謀生，就有可能使用騙術。


在激烈的爭鬥中，為了逃避死亡，也會假以騙術。在齊晉鞍之戰中，齊軍大敗，晉軍追上齊頃公的戰車。衛士擔心國君被俘，便同他交換座位，以騙敵誤識；反又請頃公下車取水，乘機換成士兵的裝束，騙過晉軍，得以逃脫。這是調包的詐騙術。


在政治生活中，有的人為了往上爬，不惜使用騙術；在經濟生活中，有的人為了大發不義之財，以次充好，以假亂真，不惜使用騙術。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活生生的歷史的寫照，正好說明騙術發源於社會實踐和生活。


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社會實踐的擴大，隨著社會實踐的深入，隨著人們對於利的追逐的日趨激烈，人們在騙上貫注了更多的智慧，因此，騙術愈益擴大到人們的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騙術也愈益高明。舉凡夫妻、父子、君臣、同學、朋友各種社會關係，士、農、工、商、學、兵各個領域，騙術無孔不入。當然，最經常使用，而又精彩紛呈、細膩誘人的應該算社會生活領域的騙術了。明人張應俞通過對社會生活的觀察，以筆記小說的形式，寫成《江湖奇聞杜騙新書》，揭露了24種騙行與騙術：脫剝騙，丟包騙，換銀騙，詐哄騙，偽交騙，牙行騙，引賭騙，露財騙，謀財騙，盜竊騙，強搶騙，在船騙，詩詞騙，假銀騙，衙役騙，婚娶騙，姦情騙，婦人騙，拐帶騙，買學騙，僧道騙，煉丹騙，法術騙，引嫖騙。

今人通過爬梳整理，仔細辨析，認為中國社會自古以來騙術「高明巧，紛雜多端，有所謂『串騙』、『色騙』、『詐騙』、『拐騙』、『誘騙』、『奸騙』、『裝騙』、『相騙』、『法騙』、『貨騙』、『文騙』、『彩騙』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的串騙、色騙、詐騙、拐騙是騙子的慣用伎倆。」


無論騙術有多少種類，無論它在多麼廣闊的社會舞台上如何展開，就其文化本性而言，它總是游移於三種文化層面上：


一是以假充真。
通過造假，爭取主動。據《漢書·李廣傳》載，西漢名將李廣曾率一百多名騎兵同數千名匈奴騎兵遭遇，匈奴騎兵見漢軍兵少，以為是誘兵，急忙擺開陣勢。漢軍見敵人擺出了決戰的架勢，驚恐萬狀，想扭頭撤退。李廣處之泰然，對士兵說：「我們現在與大軍相距數十里，如果怯敵逃跑，敵人就會追殺過來，我們很難倖免；如果鎮定自若，敵人就會把我們當成誘兵，絕對不敢貿然進攻。」說完便命令士兵繼續前進，在距敵不遠處停歇下來。一些士兵心中無底，不免面露難色。李廣又安慰道：「敵人本來以為我們會立刻退兵，不料我們卻卸下馬鞍，若無其事，正好使他們確信我們是誘兵。」由於李廣擺出了「迷魂陣」，騙得敵人不明究竟，果然不敢冒進。到了半夜，匈奴騎兵懷疑附近的漢朝大軍埋伏，為了避免遭受圍襲，便遠遁而去。李廣最終率領這支小隊伍從容地返回了大軍營地。這種騙，傳送出鬥智鬥勇的神韻。在職業騙子手中，以假當真的騙戲法，運用得嫻熟神奇。這在明清筆記小說野史中，被刻畫得惟妙惟肖。在張應俞的《江湖奇聞杜騙新書》「脫剝騙」中的一折「詐稱偷鵝脫青布」，十分典型：騙子的第一步是利用布店老闆的心理，用花言巧語騙人；第二步，以假當真，通過一問一答蒙騙不知內情的外人；最後達到騙人獲得的目的。（張應俞：《江湖奇聞杜騙新書》第8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騙術研究案例 )

二是以真充假。
通過以真冒假，以是充非，爭取主動。據史載，晉元帝的叔父司馬繇被成都王司馬穎迫害，秘密逃出，來到河邊，被津吏阻止。春侍從宗典稍後趕到，見司馬繇被阻，就用馬鞭輕輕地打在司馬繇的身上，說：「捨長，罕腐查禁貴人，你這個無名之輩居然也被阻禁了?」說完，兩人像真的一樣哈哈大笑起來，津吏疑雲頓開，不再追究，司馬繇由此脫身。這種騙，騙得驚險跌宕，扣人心弦。在職業騙子手中，為了達到獲利的目的，也推演出種種離奇的騙術。近人徐珂編著《清稗類鈔》，專列一類「棍騙類」，對於「放白鴿」、「仙人跳」、「戳包兒」等等有生動勾畫。騙子們以色騙人，大抵上隱瞞色騙者的真正身份，比方女騙子與男騙子本是夫妻，男騙子卻謊稱女騙子死了丈夫，孤苦無靠，希望再嫁，果然有喪妻的殷實人家進入騙局；女騙子嫁入一段時間後，待主人放鬆警惕攜金帶銀而逃。（徐珂編著：《清稗類鈔》第11冊，棍騙類「放白鴿」。中華書局，1986年。）


三是以假亂假。
通過不斷地交換假戲法兒，獲得主動。據史載，南朝宋文帝垂釣天池，好久都一無所獲，不由得既掃興，又沮喪。王景文在旁看破了皇上的心思，並沒有如實地安慰文帝：「算了吧，今天運氣不佳，明天再來，定有收穫!」而是打趣地說：「因為垂釣者清簡，自然難獲念餌之物。」文帝聽後喜滋滋的。這本是安慰人的哄騙話，但因悅耳，文帝卻不認為是騙人的戲言，而當成真的一樣相信並予接受。可見，騙術一旦進入社會生活，用於化解尷尬局面，也不乏幽默的一面。但是，一旦他成為棍騙們的害人工具時，就一點也不可愛了。據載，清代杭州城有夜行船，一夜百里。船間男女混居，僅以木板相隔。有位張姓少年，以風流自命，恰好與一位女子相鄰。少年偷窺隔板外動靜，見那女子似笑非笑，以為對自己有風月之邀，不覺春心蕩漾。入夜十分，眾客熟睡。只見隔板忽開，有一婦人伸手過來，撫摩少年。少年急如星火，翻身過去，與她苟合。雞鳴時分，少年起身，正要回到自己的舖位上，不料那婦人緊摟不捨。少年以為那人縱情貪歡，難以割捨，也就同她更加綢繆。等到天明，少年發現那女子蕭蕭白髮，滿臉皺紋，於是大驚失色。豈料婦人說道：「我本是討飯婆，如今六十多歲，無夫無子，也無親戚。正愁無處毛身，不料夜音蒙君見愛。古話說，一夜夫妻百日恩。如今你已是我的夫君了。願托此身，不需分毫聘資。自此之後，有粥吃粥，有飯分食，如何?」少年極其窘迫，無可奈何。眾人嘲笑不已，勸少年酬以十金了事。（徐珂編著：《清稗類鈔》第11冊，棍騙類「丐婆詐欺某少年」。中華書局，1986年）


四是以真亂真。
示人以真，以求亂真。通過真與真的變戲法，達到爭取主動的目的。據史載，西漢名相陳平發跡前，曾在逃亡中帶著寶劍乘船渡河。船夫見陳平儀表不凡，一人獨行，懷疑他是逃亡的將領，腰中藏有金玉寶器，情不自禁，頓生殺機，試圖謀財害命。陳平看破船夫的心機，便解下上衣，光著膀子幫船夫划船。船夫疑心頓釋。陳平逃過一劫。陳平化險為夷的關鍵在於，他及時地解下上衣，令人覺得他真不是帶財而逃的將領，真而不假，實而不虛，無可懷疑。職業騙子那裡，以真亂真，是常用的騙計。據《江湖奇聞杜騙新書》所載，若冰和尚騙取柴商荊秀雲一千兩銀子，就是因為若冰和尚的形象酷似中寶像伽藍而得手。在柴商荊氏看來，伽藍再生，並向他化緣，是因為他同佛有緣，因此，對於這千古一遇的奇緣，他一定要不惜千金地種因果，結善緣。（張應俞：《江湖奇聞杜騙新書》第156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

在常人看來，只要與騙有涉，就是一種「惡」。騙術，是一種做騙的遊戲，自然不能置身其外。這是一種道德評判。其實，騙術既不姓「善」，也不姓「惡」，它只是一個中性的東西。它具有「善」、「惡」的性質，這要以時間、地點、條件、主體為轉移。這樣看來，騙術只是一種可以因人而用的手段、技巧，是一種專門的智慧和思維定勢。如此說來，適用於騙術評價的標準只能是價值判斷，即有用的，或無用的，高明的，或低劣的，等等。

當然，如果將騙術同一定的社會行為結合起來，使這種社會活動具有客觀效果和意義，那麼，騙術就從屬於某一事件了。對於這種事件的評價，當然適用於道德評價；但是，騙術本身同該事件畢竟不是一回事兒。騙術能夠促進主體實踐後果的形成，但是，其性質並不是由騙術本身帶來的，而是由主體動機、實踐效果、主體活動規則決定的。



騙子：以行騙為目的的流民


騙子與騙術，是一個主體化的膠固體。但是，騙術的範圍，並不只是適用於騙子及其生活的舞台空間。舉凡士、農、工、商、兵、學諸種社會群體其生活領域，騙術催生出一幕幕歷史活劇。





在政治生活中，騙術常常能變被動為主動。在春秋時期，齊國公子糾與小白爭奪君位，小白以瞞天過海計騙得君位。其時，公子糾從魯國由人護送返國擬就君位，公子小白從莒國由人護駕返國爭奪君位。公子糾派管仲率兵在小白返國途中設伏，計劃消滅對手。途中相遇，管仲使出平身力氣，疾箭射向小白，小白應聲倒地。管仲認為小白經此一箭，必死無疑，而對方也擺出了中箭身亡的狀態。管仲飛馬傳報，告知公子糾。他們一般人馬認為，既然小白已死，爭奪君位的力量便不復存在，於是就不急不忙地朝齊國行進。那一邊公子小白，機警過人，裝死騙過了管仲等人。其實，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小白的帶鉤。隨後，公子小白藏在窗簾掩飾的車內飛奔趕路，先入齊國，登上了國君寶座。





無獨有偶，西漢宦官石顯專權，經常受到大臣們的指責。他很擔心有朝一日被告倒失寵，因此使出了苦肉計，騙得漢元帝對他更加信任。一次，石顯奉命出宮辦事。他事先就稟告元帝，說恐怕回宮時時辰已晚，宮門關閉，請皇上命令掌管宮門的官吏開啟宮門。皇上自然應允了他。石顯公幹完畢，故意拖延到夜間才回宮，稱皇上有旨，令宮門官開門而入。事後，果然有人上疏，告發石顯專權，假傳聖旨開啟宮門。元帝見事情果然不出石顯所料，便笑著拿出告發信給石顯看。石顯故作悲慼地哭訴道：「陛下平常私愛小臣，讓我管理事務，惹人妒忌，他們時常想謀害小臣，類似這樣檢舉彈謐攻擊的事情我想何止一件!只是明君知我忠誠，才能保護小臣平安。但小臣惟恐一人難稱萬人之心，請求准我歸還職權，即便在宮裡做些雜役也心甘情願。望陛下哀憐，讓我活命。」一席話說得元帝血熱心顫，認為石顯為主子辦事得罪了大臣，受了許多委屈，因而更加憐愛和信任石顯。





在經濟生活中，騙術常常能獲得一本萬利，甚至是無本萬利。西漢武帝好神仙。齊人少翁貪財好利，主意打到了皇帝身上，以擅長鬼神方術見漢武帝。其時，武帝所寵愛的王夫人死了，漢武帝很傷感。少翁便在夜間施法術招引王夫人的鬼魂，讓武帝與王夫人陰間相會。少翁讓武帝在帷幕後遠遠地望著，他施展法術，果然，漢武帝見到了王夫人綽麗的身影，十分高興。於是，少翁被賞賜財寶無數。





在軍事領域，騙術常常能夠反敗為勝，化險為夷，變腐朽為神奇。戰國時期，蘇秦約集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合縱，一起攻打秦國，推舉楚懷王為縱長。秦國為扭轉被動的局面，採用張儀的計策破壞合縱。秦惠王與張儀設下圈套，以秦國歸還楚國商於方圓六百里之地為誘餌，騙楚國上當。張儀騙得楚懷王信任後，同一名楚國將軍一道入秦討回商於。等到進入秦國，張儀假裝酒醉落地，聲稱受傷，三月不出府門，楚國將軍因此不能見到秦王，楚國也得不到商於。楚王求地心切，自忖：「莫非張儀認為我與齊國絕交做得還不夠嗎?」於是又派遣不怕死的勇士宋遺去齊國，辱罵齊王。齊王大怒，折斷了同楚國結盟的符冊，與秦國修和。秦齊交好之後，張儀就起身出府上朝，對楚國將軍說：「您怎麼還沒有接受土地?從某地至某土，方圓六里。」楚國將軍回答說：「臣受命接收商於六百里地才來秦國的，不是六里。楚國將軍這時才知道被張儀騙了，就回國報知楚王。楚懷王大怒，要興師攻伐秦國。陳軫又予勸阻，秦懷王不聽，於是與秦國失和。兩國大戰於丹陽，結果楚軍大敗，楚王極為惱怒，傾全國之兵再度攻襲秦國，又大敗於藍田。





兵法有云：「兵不厭詐。」善於騙者，立於不敗。唐朝安史之亂時，許多地方官吏紛紛投靠安祿山、史思明。唐將張巡忠於唐室，不肯投敵自保。他率領二三千人的軍隊孤守雍丘，安祿山派降將令狐潮率四萬人馬圍攻雍丘城。敵眾我寡，張巡雖然取得出城襲擊的小勝，但無奈城中箭支越來越少，趕造不及。沒有箭支，很難抵擋敵軍攻城。張巡想起了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利用草人製造出城突擊的假象，一舉獲得敵箭數十萬支。令狐潮天明後，知已中計，氣急敗壞，後悔不迭。第二天夜晚，張巡又從城中往城下吊草人，賊眾見狀，哈哈大笑。張巡見敵已麻痺，就迅速吊下五百勇士。敵人不知是計，五百勇士在夜色的掩護下，迅速潛入敵營，打得令狐潮措手不及，營中大亂。張巡趁此機會，率兵衝出敵圍。令狐潮被殺得損兵折將，大敗而逃，只得退守陳留。正是依靠騙與勇，終於保住了雍丘。(騙術研究案例 )





騙術可以被廣泛運用，有如此威力，是不是凡是施騙者，都是騙子呢?如上舉諸例中的主角，—公子小白、宦官石顯、齊人少翁、投機商劉玉山、智者張儀、忠臣張巡，都可以冠以「騙子」之名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們都有固定而正當的職業，如為官、經商、從軍，等等。使用騙術，只是他們在各自的實踐中鬥智鬥勇的一種手法。由此可見，運用騙術的人，不一定是騙子；而騙子則總是以騙為業，以騙術作為謀生獲利的惟一手段。這樣，我們就可以討論如何給騙子下一個定義了。





首先，騙子的社會屬性是流氓。如果按社會群體或階層來考察，士、農、工、商、兵、學六種群體（階層)，騙子是無法擠身其中的；惟一能歸口的，只能是「流氓」。





其次，騙子是一個獨立的社會角色。它以行騙為職業，以騙術為手段，以獲得為目的，專門幹一些損人利己的勾當。





若要問「騙子是幹什麼的」，回答簡單乾脆，只有「行騙」兩上字。騙子的行為方式一般分為兩種：個體的與群體的。個體的，有稱為「跑單幫」，「單乾兒的」，「跳單肢的」；群體的，結伙而行，如「拆白黨」、「放白鴿」、「仙人跳」，等等戲法，它需要由幾個人或一群人來共同完成，如引線、佈局、收攤、善後等等環節都有人各司其責，他們的表演如真如實，惟妙惟肖，真如演戲一般。這種群體行為，決定騙子同一些幫會有必然的聯繫。如青洪幫、丐幫、哥老會、佛道門等等，正是騙子的寄托之所。





騙術是為行騙服務的，多多益善。每個騙子都精通一門騙術。至於騙子選擇幾十種騙術中的哪一種，則因人而異，只要能夠為他們謀利就行。譬如，大流氓、大騙子「海上聞人」黃金榮，為了獲利，將做生日、建花園、辦廟會、聚餐會等等活動也變成了騙人錢財的場所。可見，騙子的本性就是懶而貪利。只要能謀生獲利，就要不擇手段地行騙。由此可見，損人利己，不勞而獲，就是騙子的職業特徵。





作為一種社會角色，騙子有他特有的語言。這些語言當然只是在其群體、行業內部流通。譬如，在「江湘派」騙子集團中，將誘騙者稱為「梗媒」，行騙者稱為「主媒」，梗媒與主媒一道逃走稱為「散水」，對受騙者進行善後工作的稱為「生媒」。舊社會的上海灘，專騙有錢人的為「拔人」，尋覓主顧稱「拉排頭」，巡捕來了稱為「風頭緊」，做圈套要人上當稱為「放生間」，設賭騙錢稱為「吃引水」，藉故敲詐勒索稱為「拆梢」，騙賣兒童稱為「販石子」，拐騙年輕女子成婚稱為「開條子」。





一方面，騙語通過話語系統世代傳承；另一方面，騙語也有文本依據，即通過「經典方式世代傳習。「江湘派」的師門大法，神騙們所遵奉的秘本典籍《英耀篇》就是如此。「英」是指家底、身世，「耀」是指知悉。「英耀」，是指通過高明的手法探知問卜者的家世，有針對性地施以騙術，然後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在秘典中，「天」指父母，「比」指兄弟，「追」指子女，「八」指妻子，「七」指丈夫，「士子」指知識分子，「生孫」指商人，「哥」指老實人，「火底」指權貴，「畜生」指賤民，「敲」指用語言試探對方，「打」指突然發問使對方措手不及，在倉促之際吐露真情，「審」是指騙子根據觀察和探知的情況作出判斷，「千」是指刺激、恐嚇、威脅對方，「隆」是指吹捧恭維對方，「賣」是指在掌握了對方的資料之後，從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語氣一一道來，使對方驚異並折服。通過《英耀篇》可以一窺騙語的門徑：





「一入門先觀為意，即開言切莫躊躇。天來問追欲追貴，追來問天為天憂。八問七，喜者欲憑子貴，怨者實為七愁；七問八，非八有事，定然子息艱難。士子問前程，生孫為追古，疊疊問此件，定然此件缺；頻頻問原因，其中定有因。一片真誠，自說慕名求教，此人乃是一哥。笑問我賤相如何?此人若非火底，就是畜生!沙礫叢中辨金石，衣冠隊內別魚龍。僧道縱清高，不忘利慾。廟廊達士，志在山林。初貴者志極高超，久困者志無遠大。聰明之子，家業常寒。面拙之夫，財終不匱。眉精眼企，白手興家之人。碌碌無能，終生工水之輩。破落戶究極不離鞋襪，新發家初起好炫金飾。神暗額光，不是孤孀亦棄婦。妖姿媚笑，倘非花底定寵姬。滿口好好好，久居高位；連聲是是是，出身卑微。面帶愁容而心神不定，家有禍事。招子閃爍而故作安祥，禍發自身。好勇鬥狠，多遭橫死。怯需而能常受人欺，志大才疏，終生咄咄空抱恨。才偏性執，不遭大祝亦奇窮。治世重文學之士，亂世發草澤英雄。通過商大邑競工商，窮鄉僻壤爭林田。





「急打慢千，輕敲而響賣。隆賣齊施，敲打審千並用。十千九響，十隆十成。敲其千而推其比，審其一而知其三。一敲即應，不妨打草而隨棍上，再敲不止，何妨打草以尋蛇。先千後隆，無往不利；有千無隆，帝壽之材。故曰：無知不響，無隆不成。學者可執其端而理其緒，舉一隅而知三隅。隨機應變，鬼神莫測，分寸已定，任意縱橫。慎重傳人，師門不出帝壽，斯篇玩熟，定教四海揚名。」（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幫會內幕》下卷，群眾出版社，1993年）





再次，騙子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自古及今，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視騙子等職業為非正當職業，因而極遭鄙視。





當然騙子社會群體(階層)的社會構成，不像士、農、工、商、兵、學等社會群體(階層)那樣穩固，其社會來源是變動的，並不是先天的，既可以從其他階層中分離而來，又可以從此群體中分離出去。舉凡其他社會群體中的人因為各種變故淪入社會底層，都有可能加入騙子群體，而這個群體中又有若干最後分離出去，進入其他社會群體的行列。





進入到騙子群體中來的人員構成，有這麼幾種：





一是失意落魄的讀書人。他們不能升入社會的最上層，轉而淪入社會的最底層，一無所有，只能憑借他的智力優勢，將智慧用在邪道上，以騙為生。





二是破產的地主、商人和被解除職務的官吏。他們多因家庭、事業的重大變故，或破產，或罷官，一下子由社會上層跌入社會最底層，為了苟活，只能以騙度日。





三是失業的手工業者、學徒和破產的自耕農。手工業工人與學徒失業，農民破產，他們失去了正當而體面的職業，衣食無著，只能憑借其「好勇鬥狠」和習慣的體力勞動來進入行騙者的行列；否則，別無選擇。





四是殘疾人，尤其是盲人。殘疾人身體的缺陷，造成他們勞動與生活的不便，但又可借助人們對其生理缺陷的同情優勢，擠身行騙者的行列。






騙與中國文化





　真與假，實與虛，誠信與欺詐，自古就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範疇，在中國文化系統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騙既是一種社會的主體行為，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騙文化，它與儒家文化所張揚的誠文化相對應。





首先，騙與誠，同中國文化同源同根，共生共長。





自古以來，誠實被中國主流文化規範為崇高的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該承認，騙常常是誠的一種文化補充，在社會生活的重大事件中發揮了誠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堪稱中華智慧的《三十六計》中，騙同誠是相輔相承的。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就是：「誑也，非誑也，實其所誑也。」





意思是說，運用假象欺騙對方，但並非一假到底，而是讓對方把受騙的假象當成真相。正因為這樣，「假」常表現為可愛的機智。如三國時期張飛在長阪橋上喝退曹軍，就靠「作假騙人」：雖然張飛只有二十餘騎，同數十萬曹營追兵決然不能作戰，但是，張飛粗中有細，急中生智，虛張聲勢，以疑兵制敵。他命令軍士砍下樹枝，栓在馬尾上，在樹林中往來馳騁，揚起塵土，造成千軍萬馬奔騰之勢。





正因為如此，面對眼前的二十餘騎，曹兵不能輕舉妄動；三聲怒喝，曹操身邊的夏侯傑被驚得肝膽破烈，倒撞於馬下，而曹軍「盡皆股慄」，果真收到了張飛所謂的「誰敢與我決一死戰」的效果。明人馮夢龍編撰的《智囊全集》，有關自古以來的神奇騙計智謀，收集得十分周備，可供一覽。這些神騙機智，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內涵。





其次，雖然騙與誠有必然的依存關係，但是，由於騙能夠走向極端，塑造成群結隊的危害社會的騙子，因而誠文化對於騙文化是持保留態度的。其表現就是將社會文化的道德尺度與價值尺度引向真實與誠信方面，將騙文化局限在智謀領域。





中國主流文化提倡、彰顯誠文化，就是針對騙文化有不合理、適移至惡(非善)的一面而言的。《論語·子路》說：「言必信，行必果。」《論文·為政》又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論語·學而》還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莊子·人世間》強調道：「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荀子將誠信者稱作「君子」，將奸詐者稱作「小人」。《荀子·榮辱》說：「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因此，儒家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價值標準，忠信勝過黃金、美玉。





自此以後，中國文化奉誠信為至寶，並將它作為一種普適性價值予以提倡和推廣。晉代學者傅玄在《傅子》中十分推崇韓非子的名言：「巧詐不如拙誠」。他認為，無論心思多麼機巧，多麼詭詐，只要涉及一個「詐」字，則為不正，就不如出自誠心，雖然拙也罷，但還不失其平直真實。





再次，正由於騙文化與誠文化相生相長，相輔相成，因而騙文化的演變中，它很善於從主流文化中獲得文化生長的要素，豐富自己，裝扮自己。換言之，誠文化對騙文化既有相斥性，又有兼容性。這種兼容性就表現為騙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吸納。(騙術研究案例 )





騙文化借用主流文化所張揚的社會正義，將騙行裝扮成路見不平，劫富濟貧的使者。「江相派」騙經《阿寶篇》云：「貪官者，民賊也；奸商者，民蠹也；豪強者，民之虎狼也；其或以知(智)欺愚，恃強凌弱，欺人孤寡，謀人財產，此皆不義之財也；不義之財，理無久享，不極在自身，亦極在兒孫。不義之財，人人皆得而取之。故曰：『做阿寶者』，非『千』(騙)了，順天之罰而已。」





此外，騙子群體組織體系的維繫，也借用了主流文化中「孝」、「忠」、「義」、「友」等等道德範疇。這些道德範疇在一些騙子集團中為維護上下、老幼、尊卑秩序，增進騙眾之間的親和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個作用就體現為騙眾對騙首盡「孝」、盡「忠」，可以規範和約束群體內部的各種關係和行為，並協調其利益；騙眾之間友愛互助，講義氣，增進了彼此的瞭解與團結，有利於他們在行騙活動中一致行動，互幫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