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傳統社會主流文化與騙子文化

第六章:傳統社會主流文化與騙子文化


明清以前騙子文化的兩個特點


騙子文化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與主流文化有一種天然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從文化本質上說，後者是對前者的反叛或者反動；從文化形式的兩個特點上講，兩者互相聯繫且有互動關係，可用相生相擊，此消彼長以蔽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文化內容。



中國歷史自明清以前的漫長歲月，因為資本主義萌芽尚未產生，商品經濟沒有產生，當然更談不上發展、發達了。在這段歷史進程中，中國的騙子文化呈現出兩個特點：

首先是主流文化對騙子文化的貶斥、打擊。

以孔子學說為內核的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文化、官方文化，其文化精神是以強調「學而優則仕」，而從政為治之道，重要的關鍵又是「平直真實」，並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處處都用這樣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也事事處處都用這樣的標準來評價人和事，乃至一切。平直真實，從字面上講指的是平恕、正直、真誠、實實在在，其含義概括起來，就是一個「誠」字。人只有做到了平直真實，眾正積於其上，萬事實於其下，最終也就達到了「先王之道」，即達到了政治上的大治局面，也就是政治的「清明」。追求海晏河清、萬世清明一直是傳統中國統治階層的最大目標；反之，虛偽誆詐、貪婪營私的醜惡行徑一旦氾濫，社會風氣便會敗壞，人心日下，必然會造成政治上的黑暗與腐敗，嚴重的便會亡國滅族。因此，「正、誠」是當時貫穿一切主流文化的真髓。

晉代學者傅玄在《傅子》中指出：「巧詐不如拙誠」，意思就是一個人無論心思多麼機靈詭巧，只要一涉及到「詐」字，此人就不可取了，而且只有拙笨、誠實才是無往而不勝的法寶。這段話對於騙子的最終結局來講，未必不對。問題是一味地勸人兩耳不聞詐騙事，一心埋頭修行真善美的結果，往往是令世人對詐巧行騙之事失去警惕之心。

儒學之所以被中國傳統社會官方文化奉為聖靈，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具有欺騙性。上述歷代統治者、主流文化對誠、正的推崇，對騙、詐的打擊，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使奴隸、農民們「修成正果」，無非是為了便利於自己的統治，老百姓心思拙樸，老實無知，豈不便利了統治者的管理？(騙術研究案例 )

其次，世人對行騙的無知，從客觀上推動了騙子文化在隱潛形態下的發展。

騙子在某處行騙，一個騙術的順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行騙環境，而其中被騙對象的覺悟程度又起很大的作用。設若一個文明世界的凡夫俗子誤入「桃花源」，面對一群不識「之乎者也」的愚民，行起騙術來豈不是如魚得水？我們在前面講述的騙例中大多可以看出這種規律性特徵來。人心之慾望固然是騙術成功的突破點，但是，在某種意義上說，被騙者對行騙的警惕程度的高低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翻檢史書，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歷代統治者，尤其是在「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式的皇權、君權爭奪中，真可謂「機關用盡」，而在統治者的日常政治活動，亦即「牧民」過程中，平息爭端，加重賦稅，權力爭奪等等，無不是用盡詐謀，倒是有少數幾位正直、誠實的官員，如海瑞、林則徐等，卻無一例外遭到了排擠、打擊，最終落得個流放、下獄的結果。在騙詐成習的大染缸裡，又豈能容得下白布的清高？

明清時期的市民文化為騙子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風尚與社會觀念隨之發生變遷，哲學對社會與人生進行了新的思索，一種自我意識、主體意識開始覺醒，從而為騙子文化的發展創造了客觀的與主觀的條件。

明代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早在弘治、正德年間已初露端倪。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批「狷狂」之士，如唐寅、祝枝山、桑悅、徐威、張靈等人。唐寅「放蕩不羈」，曾刻一枚圖章，自封為「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從他的《桃花庵歌》中也可看出他的「澹泊自甘，狷介自處」的獨行樂趣，歌詞云：「桃花塢裡桃花庵，桃花庵裡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在花下眠……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

唐寅因為不拘泥於「禮」的約束，在民間留下了不少逸事。如他曾偽裝成玄妙觀的募緣道者，以修茸姑蘇玄妙觀為名，募得黃金五百兩，然後「悉如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輒盡」。（楊靜：《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譜》）

民間《三笑姻緣》的傳奇故事，便是以他為主角虛構的。錢大昕曾有詩贊唐寅：「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狂士標格，才子聲名」。（楊靜：《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譜》）


祝枝山與唐寅交好，亦為著名「狂士」。兩人時常在一起遊玩取樂，「伯虎嘗夏月訪祝枝山，枝山造大醉，裸體縱筆疾書，了不為謝。伯虎戲謂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枝山遽答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祝枝山還有一書，名《祝子罪知》，毫不介意傳統定論，對歷史人物與文學史加以價值重估，「如謂湯武非聖人，伊尹為不臣，孟子非賢人」，「其舉刺於奪，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這批「狷狂之士」的出現，將一股新鮮空氣輸入了封閉嚴密的意識形態系統。雖然這種影響、風潮只限於江南一隅，卻給當時的理學勢力造成了不小的震動。後世屠隆、李贄等人的「異端邪說」，都發源於此。等到王學崛起，明初沉寂的思想局面便被一舉擊破。

王陽明的「心學」造成了理學的瓦解，其對明代理學的解構性，不異於「石破天驚」。「心學」是一種高揚「心」亦即人的主體性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作為理學家，王陽明與朱熹同樣以建立倫理學主體性的本體論為目標，同樣鼓吹「明天理去人欲」。然而，朱子的哲學並沒有給人以地位，王學則高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隨著哲學家們關注的重心從外在的「天理」規範轉向內在的人的主體性，人的自然之性，如性、食等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也在明代中後期被加以注意和強調。

王陽明的門下弟子王艮，是明代中葉率先高揚人的自然之性的先導性人物。王艮之學被稱為「非名教之所能羈絡」。（《明儒學案·泰州學案》）

王陽明學說中的若干「異端邪說」的因子，在這位「泰州學派」的創立者手中又有了創造性的發展。

王艮改造了陸、王一系所確定的「心」的倫理特性，而賦予「心」一種自然本質，此所：「天性之體，本是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凡涉人為，便是作偽」。（《王心齋遺集》）

王艮所強調的顯然是人的自然的不受既有觀念污染的純真的本性，以此來對抗仁義道德的「天理」決定論。他有一個著名的命題，即「百姓日用即道」。這個「百姓日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這樣一來，在理學家那裡顯得是「萬惡之惡」的「人欲」便反成為了天經地義的「道」。泯滅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學禁慾主義，在「泰州學派」日漸張大的勢力面前，受到了強勁的衝擊。

起於龍溪之學的徐渭也在學術主張上與泰州學派不謀而合。徐渭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人，不但長於詩、詞、古文、戲劇、書法、繪畫，而且精通哲學，又有軍事才能，可謂「文武全才」。徐渭性格「通脫」、「豪恣」、「不羈」，「眼空千古，獨立一時」，是一位很狂的「名士」。其思想基點是自然人性，他說：「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慮以啟之，非有作為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徐渭主張人應該順應自然天性，而不應該以外在的種種規範來束縛、戕害自然人性。徐渭對自然人性的注重，融貫於他的藝術實踐之中。他的畫用筆縱橫無羈，線條剛健恣肆，水墨酣暢淋漓。他甚至將水墨直接倒在紙上，隨其散化之形而作勾勒。其膽大氣雄、縱橫不可一世之態，遠非前人所能比擬。同時畫家內心的痛苦、激動、寂寞以及人格的真誠與精神的自由奔放，都淋漓盡致地流瀉於畫紙之上了。(騙術研究案例 )

徐渭在明中後期的文學藝術界鼓吹自然人性，李贄則在思想界高聲應和。李贄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對「自然人性」、對「人欲」的熱烈首肯。與徐渭人心「莫非自然」論異曲同工，李贄提出「童心」說，認為人的「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為「童心」，是人世間最可貴的東西。李贄所謂的「童心」，其實也就是「人欲」，在這個問題上，李贄充分發揮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他在《焚書》第一卷《答鄧石陽》中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人倫物理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根據李贄的說法，人間的道德觀念、世間的萬物之理，既不是王陽明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們對「衣」與「飯」，即實在的物質生活資料的要求，既然如此，人們的「私慾」、「物慾」等等，乃至於「好淫」、「好財」也就都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了，因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如無私，則無心矣」。（《藏書》第24卷《德業儒臣論後》）

徐渭、李贄肯定「人欲」，湯顯祖也從戲劇界開始掀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湯顯祖認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無善無惡，情有之。」「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湯顯祖詩文集》第3卷）

他認為人生一切，莫不以「情」為主宰，他的戲劇創作，就是為胸中不可遏制的情所驅使。著名的《臨川四夢》，充滿浪漫色彩的《牡丹亭》，更是「因情成夢，因夢成劇」的「至情」之作。

李贄、徐渭、湯顯祖們對人自然之性的熱烈讚揚，發之於明代中後期社會生活的變遷，又反過來深刻地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文化格局。他們別開生面的吶喊，推動了思想界中肯定「私慾」正當性的思潮日益強大。這一時期大為繁榮的小說、戲劇也競相以普通人豐富多彩的生活作為創作題材，屠夫、小販、商人、妓女、牧童、綠林、騙子、貨郎等進入文學殿堂，成為文學作品的主人翁，而一改過去那種以帝王、將相的發跡史作為描摹對象的文學作品形式。「好財」、「好色」成為了許多作品的共同主題。與此同時，以唐順之、歸有光作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為代表的「公安派」，以湯顯祖為代表的「臨川派」，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競陵派」，相互推引，以「獨抒性靈」、「直抒胸臆」的創作，鳴奏出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的主旋律。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對包括「好財」、「好色」在內的人的私慾的肯定，都表明了明代中後期確乎出現了一股反叛傳統文化模式、衝撞僵化文化結構的早期啟蒙思潮，它孜孜追求著人格的獨立與尊嚴，爭取思想自由，憧憬於人倫世俗的生活情調，而藐視以至聖至賢作為終極追求的理性教條，憎恨那種種假道學及滿嘴仁義的偽君子。這一種曠古巨變，透過社會思潮與民間風尚，在明代中後期文化的各個領域中有面貌各異的體現。這種啟蒙主義文化思潮，正像黑格爾所論述的那樣：「時代的精神曾經採取了這個轉變；它放棄了那靈明的世界，現在直接觀看它的當前的世界，它的此岸，隨著這樣一個變革，經院哲學便消沉了、消失了，因為它和它的思想是現實世界的彼岸。……於是，人們就來到了這樣一個階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並爭取他們的自由得到承認，並且具有充分的力量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動。」（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3卷）

這正是中國早期啟蒙文化的思想方向，它預示著一種講求人性、尊重人性的近代社會的到來。

清代思想家中對封建禁慾主義抨擊得極為尖銳的鬥士首推戴震。他沿著人文思潮中「人與自然」統一的思路去剖析宋明理學所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欲」之論：「欲者，血氣之自然。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禮義；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實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轉喪其自然。」（《孟子字義疏證》捲上）。

在同書中他又說：「宋以來儒者……其辨乎理欲，猶之執中無權。舉凡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慾之感耳。」而這種「絕情慾」之論，為禍天下，成為尊者、長者、貴者滿足一己私慾，虐殺「卑者」、「幼者」、「賤者」的器具。

紀昀對宋明理學也展開過嚴厲的抨擊。他在《閱微草堂筆記·灤陽續錄五》中，記錄了如下一則故事：「余幼聞某公在郎署時，以氣節嚴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於庭。某公亦適至，見二人笑容猶末斂，怒曰：『是淫奔也！於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眾言：『兒女嘻戲，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公減一等。減則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創幾殆。自以為河東柳氏之家法，不是過也。自此惡其無禮，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際，舉足趔趄，無事之時，望影藏匿。跋前走後，日不聊生。漸鬱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後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殤非禮，豈不聞耶？』亦不聽。」一對兩小無猜、情竇初開的小兒女，竟至於在這樣令人窒息的禮教壓制之下葬送了青春的生命，這就是戴震所抨擊的「後儒以理殺人」、「理欲之辨，造成忍而殘殺之具」的現象的形象化寫照。

紀昀對當時理學所依賴的「元典」的荒謬性也進行了無情的抨擊，指出非元典之錯，而錯在腐儒的曲解元典。他說：「《詩》曰：『谷則異室，死則同穴。「情之至也」，因此，「不近人情，又焉知《禮》意哉」，他進而明白地表示：「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若癡兒呆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令人深思的是，紀昀在上則故事的結尾，安排了一個冤魂化為厲鬼，某公歿時，猶喃喃自語「非我不可於禮不可」的結局，對理學家愚頑的譏諷與鞭撻，活靈活現。

總之，明清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文化啟蒙時期，肯定人性、人欲之合理，張揚人的主體性精神，是當時文化啟蒙的性格。開啟民智、反映眾生，是當時文化的主題。在此大背景下，一批反映市井生活、再現詐騙生涯的騙子文化作品便應運而生，從而也使得我們今日的研究工作有了客觀、形象的資料。

受時代風潮的影響，在文化啟蒙理性高揚的直接推啟之下，明清小說的敘述主題與對像已然發生了轉移，關注黎民蒼生、描述市井風情一時成為了小說的主流。雖則小說在明清時代被視為「小道」，為士大夫所不齒，但終究其廣泛的影響力與普泛的傳播面是世人無可忽略的存在，在浩如煙海的明清小說著述中，騙子、騙技、騙語等騙例實施過程多有展露。本書從其中選錄若干篇節以慰讀者。

《喻世明言》第一卷第一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就有一則騙色的過程實錄：

光陰似箭，又是一年的七月初七了，正是三巧兒的生日。婆子早備下兩盒禮品，與她做生日。三巧稱謝了。留她吃麵。婆子說：「老身今日有些窮忙，晚上再來陪大娘，看牛郎織女做親。」說罷自去了。下得台階走了不幾步，正遇著陳大郎。路上不好講話，走到一外僻靜地。陳大郎皺著眉頭埋怨婆子說：「乾娘，你真是個慢性子！春去夏來，如今又立秋了。你今日也說尚早，明日也說尚早，卻不知道我是度是如年。你再拖延幾天，他家丈夫回來了，此事便付了東流水，卻不活活害死了我，陰間我也要來索你的命。」婆子說：「你休胡說，老身正要相請，你來得恰好。事情成與不成，只在今天晚上了，你必須依我行事。如此這般，全要輕輕悄悄，不要帶累他人。」陳大郎點頭稱是，說：「好計，好計！事成之後，定將厚報。」說罷，欣然而去。

午後細雨微茫，到晚上卻沒有星月。婆子黑暗裡引著陳大郎埋伏在附近，自己卻去敲門。晴雲點了個紙燈，開門出來。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說：「失落了一條臨清汗巾兒。姐姐，勞煩你幫忙尋一尋。」哄得晴雲提了燈往街上走了幾步去尋，這邊薛婆得了空，先引陳大郎到樓梯背後的空處埋伏好，便叫起來：「有了，不要尋了。」晴雲說：「恰好火也沒了，我再去點個燈來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兩個黑暗裡關了門，摸上樓來。

三巧兒說：「你什麼東西丟了？」婆子說：「就是一條小手帕，是個冤家給的，雖不值什麼錢兒。」三巧兒取笑道：「莫非是你的老相好送的表記。」婆子笑道：「也差不多。」當夜兩人耍笑飲酒。婆子說；「既是節夜，不如賞下人也都吃點酒，有點節日夜的氣氛。」三巧兒聽了，便吩咐下去，眾下人喝得大醉。一邊飲酒，二人一邊說話。婆子問：「官人如何還不回家？」三巧兒說：「算起來也有一年半沒回來了。」婆子說：「牛郎織女，也是一年一相會，你倒比他多隔了半年。常言說得好，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人哪一處不是風花雪月，只是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兒歎了一口氣，低頭不語。婆子說：「是老身多嘴了，今夜裡牛郎織女佳期相會，我們也只管飲酒作樂，不該說傷情話兒。」說罷，便斟酒去勸那婦人。約莫半醉時，婆子問道：「大娘幾時上嫁的？」三巧兒說：「十七歲。」婆子說：「破身遲了些，卻也不吃虧。我是十三歲上就破了身。」三巧兒問道：「你怎麼嫁得如此早？」婆子回答道：「論起嫁，倒是十八歲了。不瞞大娘說，因為我自小在隔壁東家學針指，被他家小官調戲，一時間貪他生得俊俏，就應承下來了，剛開始時覺得很痛，後來就覺得快活了。大娘你可是這樣？」三巧兒只是笑，不說話。婆子又說：「自從開了頭，以後便丟不下了，心坎裡時時發癢，日間還好過，夜晚就好難過哩。」三巧兒說：「想你在娘家時破了身子，以後又是如何妝成黃花閨女嫁出去的？」婆子說：「我的老娘替我想了個辦法，也就教了我一個童女方子。」三巧兒說；「你做女兒時，夜間也少不得獨睡的。」婆子說：「記得我在娘家時節，哥哥經常出外，我便和嫂子做一頭睡，偷偷學男子漢行事。」三巧兒說：「兩個女人做對，有什麼好事？」婆子走過來，挨著三巧兒那邊，坐了下來，說道：「大娘，你有所不知，只要大家知情知意，也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兒舉手將婆子的肩胛上按了一下，說道：「我就不信，你只是撒謊。」婆子見她春心己動，便有心去調戲她，說：「老身今年五十二歲了，夜間常癡性發作，打熬不過，虧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兒說：「你老人家打熬不過，終不成還去偷漢？」婆子說：「我是個殘花敗柳，如今有哪個要我呢？不瞞大娘說，我也有個自得其樂的救急法子，等會兒上床上去與你細講。」

正說著，一隻飛蛾在油燈上盤旋，婆子便把扇子來一撲，故意撲滅了燈，叫一聲：「唉呀，老身自去點個燈來。」說著，便去開樓門。陳大郎已自走上樓梯，伏在門邊多時了。——這都是薛婆預先設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帶個取燈兒去了。」又走轉來，引著陳大郎到自己榻上伏著。婆子下樓去了一回，又上來道：「夜深了，廚下火種都熄了，怎麼辦？」三巧兒說：「我點燈睡慣了，黑乎乎地，好怕人！」婆子道：「我來伴你睡怎麼樣？」三巧兒心裡正想問她救急的方法是什麼，便應道：「也好。」婆子說：「大娘先上床，待老身關了門來。」三巧兒自先脫了衣服，上到床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罷。」婆子應道：「就來了。」就在榻上拖陳大郎下來，陳大郎已自先脫了衣服，赤條條地就往三巧兒床上走去……(騙術研究案例 )

這是一則騙奸的例子。明清社會風氣的嚴整肅穆其實只在學人儒生間，或者說只掛在道貌岸然者的嘴上，真實的市井生活中卻充滿了這種赤裸裸的肉慾、財欲之騙。

《金瓶梅》、《紅樓夢》中這類騙色的事例不勝枚舉。《醒世恆言》中有「汪大尹火燒寶蓮寺」一卷，記載了當時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的和尚們設機關、挖地道來姦淫信佛的善女。佛門尚且如此，當時市井社會風氣便可想而知。

《喻世明言》中有許多騙人錢財的騙例。雖然作者馮夢龍的出發點是想救治人心，勸人為善，充滿了因果循環，恩怨相報的封建迷信思想，我們卻可以從中看出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騙人錢財的「時風」。

有一個人姓金名孝，年長未娶。家中只有個母，自家賣油為生。一天挑了油擔出門，中途因為內急，走上茅廁大解，撿得一個布裹肚，裡面有一包銀子，約莫有三十兩。金孝不勝歡喜，便挑起擔子回家，告訴老娘說：「我今天有造化，拾得許多銀子。」老娘聽了，大吃一驚，說：「莫非你做了什麼壞事，偷來的？」金孝說：「我幾曾偷過別人的東西，卻那樣說話！這件裹肚，其實不知是什麼人遺失在茅坑旁邊的，幸虧我看見了，拾取回來。我們做窮生意的人，是很難碰上這大宗買賣的，明天去用作買油的本錢，卻不比賒別人的油賣要強了許多？」老娘說：「我的兒呀，常言道，貧富自有天定。你若是命裡有時，就不該出生在我們賣油的家裡了。依我看來，這銀子雖然不是你設心謀劃來的，卻也不是你辛苦掙來的，只怕咱們是無功受祿，反受其殃。這銀子，不知是本地人的還是遠方客官的？也不知是人家自家的，還是借貸來的？一時間失脫了，抓尋不見，這一聲煩惱就很大了，只怕害了人家性命了，也不可知。曾聽說古人裴度還帶積德，你今日趕快到拾銀之處，看有什麼人來尋找，便引來還了人家的銀子，也是一場陰德，皇天必不負你。」

金孝是個老實本分的人，被老娘訓斥了一場後，邊聲應答道；「說得是，說得是。」便放下裹肚，跑到茅廁邊去。只見一群人正鬧鬧嚷嚷地圍著一個漢子，那個漢子氣忿忿地叫天罵地。金孝走上前去問他緣故。原來那漢子是他方客人，因為上廁所時解脫了裹肚，丟失了銀子，找尋不著。只道是掉進茅坑裡了，便喊了幾個潑皮來，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圍著閒看。金孝便問客人道：「你銀子有多少？」客人隨口胡亂應道：」四五十兩。」金孝人老實，便說：「可是用白布裹肚麼？」客人一把扯住金孝說：「正是，正是！」又說，「可是你抬著了，還了我吧，情願出賞錢。」眾人中有快嘴的就說：「依著道理，平半分才是。」金孝說：「真的是我撿了，放在家裡，你只管隨我去便了。」眾人都想道：「撿了錢財的人，都巴不得瞞住別人。哪曾看到這個人還到處去尋主人還他的？也真是異事。」金孝和客人起身時，圍觀的人一哄也都散了。

金孝到了家中，雙手捧出裹肚，交還給了客人。客人撿出銀包看時，曉得是原物不動。只怕金孝要他出賞錢，又怕按眾人說的要與他平分，便使了外壞心思，反欺負金孝說：「我的銀子，原說是有四五十兩的，如今只剩下這些了，你已藏了一半了，可要拿出來還我！」金孝說：「我剛才拾得回來，便叫我老娘逼著出門，尋訪失主還他，何曾動過你的一分一毫？」那客人賴定短少了他的銀兩。金孝負屈忿恨，一個頭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將金孝一把頭髮提起，像抓了一隻小雞似的，放倒在地，捏著拳頭就打。引得金孝七十歲的老娘，也奔出門前叫屈。眾人都有些不平，似殺般嚷叫了起來。

恰好縣尹相公正在街邊巡視，聽得喧嚷，歇了轎子，吩咐手下拿來審問。眾人中有怕事的，早己四散走開了；也有幾個膽大的，站在一旁看縣尹相公怎樣斷案。

二人當街跪倒，各訴其情。縣尹問道：「誰做證見？」眾人都上前稟道：「那客人丟了銀子之後，正在茅廁邊尋找不著，準備叫幾個人下茅坑去淘摸的，卻是金孝自己走上來承認了，引著客人回去還了他。這些都是小人們眾目共睹的。只是銀子數目多少，小人們卻有所不知。」縣令說：「你們兩下裡也無須爭嚷，我自有道理。」便命令手下做公的帶那一干人到縣衙來。縣尹升堂，眾人跪在下面。縣尹喝令叫取裹肚和銀子上來，吩咐庫吏，把銀子兌准後回復。庫吏稱完後上復道：，「有三十兩。」縣尹又問客人道：「你的銀子到底是多少？」客人說：「五十兩。」縣尹又問：「你的銀於丟失了以後，是你看見他撿取的，還是他自家承認的？」客人說：「實是他親口承認的。」縣尹說：「他若是要賴你的銀子，為何不全都昧了？卻為何只藏起一半，卻又自家招認出來？他拾的是三十兩，這銀子顯然不是你的，必然是另外一個人丟失的。」客人說：「這銀子實在是小人的，小人情願只領回去三十兩。」縣尹說：「數目不對，如何能冒認得去？這銀兩合斷與金孝領去，奉養老母；你的那五十兩，自家去尋。」斷詞一下，眾人歡呼，客人只得含羞噙淚而去。（《喻世明言·陳御史巧勘金銀銅》）

這是一則教人為善的故事，在《警世通言》第25卷也有類似的故事。故事的主題趨向這裡我們暫不予以討論，只是從騙例的實施過程中可以窺見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點，對於我們認識明代人的生活觀念、生活態度與生活旨趣，體認當時社會生活中無所不在的騙局，認同當時人心財欲的合理存在性，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騙術研究案例 )

有個姓施名濟的人，父親生前將一缸缸黃金白銀散埋於庭園各處，死時卻沒有遺下片言隻語，這個施濟自然也無從得知其父的埋金處所。後來施濟以舉家之力周濟一位桂姓的落難人，並讓桂生一家人依附自己，男耕女織，繁衍生息。

也是命運使然。有一年臘月初一日，桂生照例在桑棗園中面對銀杏樹燒紙錢奠酒。忽然看見一隻白老鼠，繞樹走了一圈，逕直鑽到樹底下去了。桂生看時，只見樹根浮起處有個盞大的竅穴，那只白老鼠兀自在穴邊張望。桂生說給老婆聽，莫非這老鼠是神道現靈？孫大嫂說：「馬瘦毛長，人窮智短。常聽人說金蛇是金，白鼠是銀，卻沒有神道變鼠的話。」

不過信也好，不信也好，夫妻二人還是扛起鋤頭乘著夜色去挖，不想還真挖出這寶貝，二人從此大富，瞅著個機會遠走他鄉做了員外。當然，為富不仁的桂員外最後懺悔了，這是後話。（《警世通言·桂員外送窮懺悔》）

總之，透視明清時期若干文化史資料，不難看出騙子文化同市民文化乃至居於主流的官方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繫的廣泛性與深刻性，是由中國的多維演進方向與小農經濟的特性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