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幫歷史悠久。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珠三角和潮汕)商幫、江西商幫、龍遊商幫、寧波商幫是為十大商幫。
其中晉商、徽商、潮商勢力最大影響最深遠。由於地區和歷史原因，各商幫特點不同，北方善義，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靈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現代。
1、晉商：經營模式最先進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山西商人曾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號儼然成為清政府的“財政部”。這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山西票號注重信息的捕捉與反饋，並視之為成功的關鍵。山西人能夠首創票號，他們長遠的戰略眼光和經商天賦無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山西票號堪稱現代金融業的雛形。
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晉商把商業作為一項崇高的事業，這是晉商成功的一大關鍵因素。
在實際經營中，晉商信奉關公，講究以義制利，義利結合，這是晉商價值觀的核心。而晉商所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櫃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東家與掌櫃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分紅與責任，並利用行會之權威培育從業者的誠信榮譽感，可謂最富中國特色的“委託——代理”制度，其所蘊涵的中國傳統智慧，對當下的民營企業的組織管理，仍有啟示意義。
首先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其次是人身頂股制。這也是山西票號首創的激勵機制，把員工的利益與票號的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有利於協調勞資關係、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第三是管理監督機制。晉商一方面發明了聯號制即大號管小號的層級管理方式以加強自我約束，同時還創造了欽差制。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進了晉商的迅速發展。
評論：文化乃商業之脈。
2、徽商：賈而好儒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囤積居奇、特權牟利、牙行製度、高利貸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
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賈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為文風昌盛之地，又對商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使徽商稱雄於明清兩朝。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評論：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樣的商人，真有魅力。
3、福建商幫：“內外勾結”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對。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
“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
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
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台灣等地開闢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台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評論： 盜亦有道。
4、廣東商幫：喜歡“頭啖湯”
粵商深受嶺南文化的影響，遠離政治中心，不受所謂“正統”、“權威”觀念的束縛。粵商為了賺錢，天不怕，地不怕，擅打擦邊球、有冒險精神是其最為突出的特性。他們永遠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歡“頭啖湯”。
粵商以快制勝，出擊迅速。粵商從不將自己的生產經營局限於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靈活變通， “上得快，轉得快，變得快”正是這種寫照。
粵商文化水平往往不高，自有資金不多，技術力量也不雄厚，但他們會“借”。一是藉錢發揮;二是藉才發揮。粵商文化信奉“開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獨食、有錢大家賺”。
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
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評論：開放為經商之先。
5、寧波幫：創業上海首創金融
1984年，因鄧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豪言壯語，“寧波幫”舉世聞名。
事實上，寧波商幫在十大商幫中屬於後來者。然而寧波幫在工商業、金融業等領域不但影響了江浙、上海的進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影響了中國工商業、金融業的進程。
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
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出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
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托，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評論：後來者居上。
6、陝西商幫：盡可能追逐厚利
在明代的商業界裡，山西與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陝商幫。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陝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陝西鹽商到了四川獨立發展，這也為陝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陝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陝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盡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陝西商幫以鹽商最為著名，經營佈業、茶業和皮貨業也是陝西商幫盈利的重要途徑。
雖然貴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且民風習俗與山西商幫相近，但在外人看來陝西商幫見識短淺，在各個方面都無法與晉幫相比。而對於商業資本的使用上，陝西商人採取的是土財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資手工業，這與江南地區商人積極發展手工業的情況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
評論：逐利是商家本性。
7、山東商幫：重在一個“義”字
山東商幫有山東人的特點，重在一個“義”字上。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總起來講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講求信用的商業道德和規範的商業行為。
同時，在山東商幫中，主要是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魯商大部分可以說是封建性的商人。歷史上的“魯商”雖不如晉商、徽商那般輝煌，但興盛時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華北地區的綢緞布匹、糧食批發零售、餐飲等行業。特別在東北地區，魯商有著地緣、人緣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場”上縱橫馳騁，名重一方。
山東商幫經營總體看有兩種方式：一是獨資經營;二是合夥經營。在獨資經營中，一般情況是本人或本家族是大商人，資本很雄厚，當然也包括不少資本較少的小商小販。
他們規範商業行為主要表現在與生意對象間的信義約束，按約定俗成的規矩辦事；在合夥經營中，山東商幫的規範行為有點像現在的股份公司的做法，合夥人之間先立合夥合同，據史料，往往邀同親好友作見證，以示恪守信用。
點評：信為經商之本。
8、龍遊商幫：手段最為高明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遊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遊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遊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遊商幫。
龍遊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
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遊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
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僱傭關係的新生產關係。
龍遊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遊商幫的發展。
龍遊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評論：窮二代的突圍。
9、洞庭商幫：聰明的商幫
幾乎就在龍遊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
當年範彝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艷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
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著。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
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著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評論： 審時度勢是商人的天性。
10、江西商幫：講究賈德
江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
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
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
所以，儘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評論：草根起家，更懂消費者的心。
歷史的變革加上我們安土重遷，這些商幫並沒有像國外的一些家族一樣，世世代代傳承，甚至控制國家命運。但大漢民族的智慧之光還是可以從商幫中窺視到痕跡。如果你正在創業或者已經成功，希望這可以給你帶來一些啟示。
作者：徐國良博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電腦科學博士
